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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新闻》--------------------------

美国土安全部一高官被指“对总统不忠”遭撤职,系抗疫先锋来源:海外网美国前国土安全部(图源:美国政治新闻网)【海外网3月26日|战疫全时区】两位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近日免除了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公共事务官员的职务,此举震惊了该部门的许多人,因为这位高官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25日消息,国土安全部公共事务副助理希瑟·斯威夫特(Heather Swift)在上周五(20日)突然被撤职,原因是总统人事办公室质疑她对总统特朗普的忠诚度。

知情人士称,总统人事办公室可能在斯威夫特那里发现了一些不被他们所接受的旧的社媒帖文。

不过,美国政治新闻网表示,他们并没有找到可能会引起特朗普政府反感的任何文字。

据悉,斯威夫特目前尚未离开国土安全部,但她被调去从事国家艺术基金会沟通合作的相关工作,而这一工作并不涉及政府权力的核心。

这次工作调动对斯威夫特的职业抱负是一次新的打击。

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前官员坚决反对斯威夫特对特朗普不忠诚的说法,称她一直“敬爱总统”,并且忠于自己的职业,为实现部门的使命而努力工作。

目前,斯威夫特本人和国土安全部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白宫发言人也拒绝就斯威夫特的调动发表讲话,理由是不对内部人事问题发表评论。

据介绍,总统人事办公室的负责人名叫约翰·麦克恩提(John McEntee)。

现年29岁的他自接手工作以来,便要求内阁各机构调查官员政治任命的记录,并筛选出了任何可能有对总统不忠迹象的人。

麦克恩提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特朗普的喜爱,不过最近他因雇用三名大学毕业生从事敏感工作而受到政府内部的抨击。

(海外网 李晓航)。

主谋当众谢罪,韩国“N号房”案情被深挖:受害者中还有十多岁艺人根据虚拟货币交易所留下的个人信息,“N号房”上万名收费会员中不仅有公务员、教授、人气艺人,还包括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如果公开这些人的身份,预计将引起不小风波。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刘媛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金惠真】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N号房”事件主犯、网名为“博士”的赵周斌(音)25日被公开示众,成为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人员。

随着“N号房”案件不断发酵,韩国媒体挖出更多关于赵周斌及其同伙的犯罪细节,令舆论震怒。

有专家表示,偷拍、性虐与剥削女性近年来在韩国层出不穷,韩国政府应修订法律,重罚网络性犯罪。

“恶魔人生”无法自拔据韩联社25日报道,当天上午警方将赵周斌移交检方时,安排赵周斌站到媒体镜头前公开真容。

面对记者,赵周斌表示:“向所有被我伤害的人表示衷心道歉,感谢让我停下无法自拔的恶魔人生。

”但对于“是否承认散播性剥削视频”“对未成年人想说些什么”等提问,赵周斌保持沉默。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25日注意到,赵周斌当天露面时,脖子上戴着护颈带、额头上贴有创可贴(如图)。

据警方透露,赵周斌16日落网被拘押至警署后,曾试图用圆珠笔自残并且用头猛撞墙。

另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赵周斌自残后被送到医院,结果出现发烧等症状,因此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由于这起“插曲”,调查赵周斌的首尔地方警察厅网络安全组所在层楼还一度被禁止出入,与他接触过的相关人员,也被隔离在单独的空间里。

报道称,赵周斌最后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未成年艺人成“奴隶”据韩媒报道,虽然警方尚未确认,但根据虚拟货币交易所留下的个人信息,“N号房”上万名收费会员中不仅有公务员、教授、人气艺人,还包括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因此,如果在以后的调查过程中公开这些人的身份,预计将引起不小风波。

此外,多家韩媒25日曝光赵周斌与会员聊天记录,赵周斌自称艺人中也有不能违背自己话的“奴隶”存在,还宣传说:“有十多岁未成年艺人的视频,只要付钱进入高级房间,就可以打开视频。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赵周斌在聊天中提到的艺人达十多人。

赵周斌称在收费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600元)的房间里可以看到名人的高清视频,如果有会员怀疑视频的真实性,赵周斌就会上传艺人的身份证号码和地址等个人信息,努力获取信任。

据韩国SBS电视台报道,赵周斌还涉嫌预谋杀害女童。

报道称,疑似“N号房”会员的姜某去年请求赵周斌替自己“收拾”女性A某,为此他向赵周斌支付400万韩元费用。

拿到钱后,赵周斌告诉姜某会杀死A某的女儿,并从姜某处获悉该女童所在幼儿园地址。

虽然最终未实施犯罪,但警方目前以涉嫌预谋杀人罪将案件一并移交检方。

韩国检方最早将于26日提审赵周斌。

除赵周斌以外,韩国警方已发现的其他“N号房”群主还有三人,目前已抓捕了其中两人。

据韩国CBS电视台报道,在“N号房”圈子里,网名为“WatchMan”(全某,38岁)的群主其实比赵周斌更有名气,他被认为是“将‘N号房’模式做大做强的设计总监”。

全某已于去年底因涉嫌在网络传播青少年视频而被警方逮捕。

今年2月,检方在未查清全某与“N号房”事件有关联的情况下,提请法院判处他3年零6个月。

“N号房”另一名群主“Kelly”(申某,32岁)也在去年11月被一审判处1年有期徒刑。

“N号房”模式的创始人“GodGod”,至今仍是漏网之鱼。

“性侵文化”倒逼法律改革“N号房”事件引发韩国国内对于“性侵文化”的议论。

韩国法务部一名人士慨叹称,过去韩国司法界对于网络性犯罪的调查和惩处力度不够,是导致“N号房”事件这样的惨案发生的原因,对此我们深刻反省。

25日,《京乡新闻》也援引法警出身的韩国国会议员表苍园的分析称,虽然赵周斌的犯罪性质十分恶劣,但按照现行韩国法律,赵周斌最多可能获刑10年。

表苍园指出,如果在美国,仅收藏儿童视频就会被判处重刑,且刑期与视频数量呈正比。

韩国网络性暴力咨询中心负责人徐承熙表示,韩国社会仍存在“性侵文化”,媒体和大众文化默许性暴力,还批评是受害女性不知检点。

她说:“这个产业结构鼓励人们相信,他们可以把女性当作商品交易来赚钱,且对受害者贴上‘随便的女人’标签。

”徐承熙呼吁政府尽快制定新法,纳入网络性犯罪条文且加重处罚。

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开放领空?摘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参与到国际航空市场的竞争中,也意味着本国航空业,会丧失不断进步的机会。

全球航空业已经相当发达,每天大量的人群,通过飞行的方式往来于全球各地,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表现。

在最近一些新闻中,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平时可能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

例如,日产汽车的前CEO戈恩乘坐私人飞机,从日本大阪关西机场逃到了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一些消息表示,戈恩可能是利用了日本机场对于私人飞机的安检相对放松的漏洞——一般是否安检由机组来决定,并且还要交纳费用。

戈恩从关西机场逃离日本另外一个例子,是正在蔓延的新冠疫情给全球航空业所造成的重创。

由于对与疫情国家来往的国际航班进行管制,航空业的困境预计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估计,2020年第一季度,往返中国的旅客将减少40%左右,而全年全球航空业的损失预计达到290亿美元。

提到这个例子其实是想引出一个问题,即航空自由与航空限制之间的争议。

无疑从新冠疫情的角度来看,完全放松飞越限制是不可行的。

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确定飞机的国际航空自由,使得这种自由能够最大可能地带来经济效益和促进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同时减少传染病、跨国犯罪等的国际流动?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对其中一些问题国际法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

到目前为止,对于国际性的航空往来,更多还是以国际间互惠的方式在进行,即“你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属于一个自由和限制并存的混合状态。

强者希望更多自由,而弱者希望更多保护。

但无论如何,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限制都是不可行的。

为了理解航空自由,我们可以依据国家主权所能到达的区域,提出一些涉及到国际飞行的问题。

例如,为什么本文使用航空自由而不是飞越自由,公海上的飞越自由是不是无限的?专属经济区和领海呢?而对于国家陆地上空的空气空间来说,存在飞越自由吗?如果领空上没有飞越自由,那么又如何理解所谓的“航空自由化”?虽然国际法上存在“飞越自由”的说法,但这一般是针对公海。

公海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公海上空的空气空间自然也就是国际公共空间,因此国家航空器(一般来说是执行军事、海关、警察任务的飞行器)和民用航空器都存在飞越自由的权利,不需要经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提前批准。

例如,国家可以在公海上空进行战斗机的军事演习。

不过,这就出来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军事演习肯定会限制航空器的飞行自由。

因此,公海飞越自由,也不是绝对的。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对于在公海上从事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海盗航空器、不标明国籍的航空器,各国都具有管辖权。

而在战时或者军事演习期间,相关国家可以划定禁飞区,那么民用航空器则需要避开这些区域。

对于领海之上领空,各国是存在主权的,因此肯定没有飞越自由或者所谓的无害通过。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专属经济区是否有飞越自由。

美国认为专属经济区同公海一样是存在飞越自由的,这就是美国经常派出战斗机在一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进行抵近观察的原因。

美军侦察机例如,2019年7月,美国就派EP-3侦察机在委内瑞拉的专属经济区进行情报收集。

美国政府的观点是,美国军机是在国际空域,而委内瑞拉政府则认为,美军是入侵了委内瑞拉空域。

不同国家对于专属经济区的权益认识,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专属经济区并不是领海,因此,其上空的空气空间也就不是领空。

对于这些不友好的飞行侦察,国家可以采取追随、拦截等动作,但一般来说不能首先发起武装攻击。

除了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空气空间外,其他陆地和领海上空,一般都属于国家的领空。

按照《国际民航公约》的规定,一国对自己的领空拥有完全的、排他性的主权。

因此,总的来说,不经过一国的允许,其他国家的航空器是不能进入该国的领空的。

问题是,国家对领海也有排他性的完全主权,为什么领海就可以无害通过,而一国的领空就不能无害通过呢?不允许无害通过,就意味着领空是没有飞越自由的,而只能说一定程度的“航空自由化”。

俄罗斯图160战略轰炸机之所以领海和领空的国际法规定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对于航空运输的安全风险看得更加紧张。

外国军舰通过领海,虽然也可能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但是一般来说,军舰的攻击不太可能深入腹地、登陆作战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大家可以允许外国军舰以无害通过的方式经过领海。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这个不需要事先取得沿海国的许可。

强调无害也是为了降低沿海国的安全风险。

所以,军舰在通过其他国家领海的时候,必须亮明旗帜、大炮套上炮衣,潜艇还必须上浮。

当然,一些国家在加入《公约》时已经有所保留,强调外国军舰进入本国领海必须得到本国的同意。

在现实的国际实践中,最终还是各国实力对比的结果,并不是按照《公约》规定或者国家规定来确定的。

与领海不同,如果在领空实施飞越自由或者无害通过,那么有可能给国家安全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例如携带核导弹的战斗机可以短时间内给对方造成重大的损失。

由于领海的宽度是12海里,而航空器的飞行速度一般很快,因此即便领海没有密集的人员、财产,国家也不可能允许在领海上空实施无害通过。

尽管一国的领空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但是在开发这些经济价值的时候,国家首先考虑肯定是国家安全,其次才是在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战略轰炸机空袭效果图在1944年的芝加哥会议上,有关民航规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安全优先的考虑。

作为最强国的美国,它的确在民用航空市场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它极力鼓吹的是航空自由,即最大可能以市场化而不是国家管控的方式来发展国际航空运输业。

但是,航空自由并不等于无限制的飞越自由;事实上,目前美国也没有放开它自己国内的航空运输业务。

但基于国家安全的航空主权,也必须顾及到一些规则。

例如,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对进入本国的航空器进行击落,更多可以采取拦截、迫降等措施。

1983年8月31日,苏联战斗机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原因是这一客机偏离了航线,误入了苏联领空。

围绕这一事件,导致了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剧烈紧张,并直接导致了“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

在华盛顿拉斐特广场,人们摆上纸制的墓碑,祭奠被击落飞机上的遇难者在确定有关国际民用航空法的过程中,美国的市场化主张遇到了英国等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担心一旦航空运输自由化,它们的航空公司无法竞争过美国的航空公司。

美国的航空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低票价、多航班的策略,把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给淘汰掉。

因此,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围绕国际航空规则的斗争,主要是表现为,不同国家在国际航空秩序中能够获得多少收益的问题了。

对于国家来说,相对收益肯定比绝对收益更加重要。

美国也无力压迫其他国家接受其市场化的主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大多数殖民地还没有独立,英国仍然拥有许多重要的全球战略据点和机场,因此最后出台的《国际民航公约》,是一个保证国家安全基础上航空自由与航空限制并存的产物。

依据这一公约,各国基本上赋予了民用航空器过境通行的权利,但也规定必须服从各国的管理。

《国际民航公约》区分了非定期航班的航空器和定期航班的航空器,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权利,并产生了一些模糊和麻烦,而这其实与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戈恩的案例是有联系的。

定期国际航班的规定很严,必须通过政府的双边协议来确定,其过境和运输的权利都必须得到相关国家的许可。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国际航班的管制非常严格,航班的航路、票价、运力(例如一周几次航班)等,都是由两国政府来确定的。

这一时期其实没有太多的航空自由,更多是航空互惠,即互相给予进入对方领空和航空运输市场的权利。

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换而非自由。

美国对此当然是很不满意,这实际上限制了美国航空业的优势,因为每条航线的票价和运力都是规定好的。

国际航班的乘客也不满意,因为在没有市场竞争的情况下,航班的服务质量肯定不能保证。

从70年代以后,航空自由化开始逐步成为一种趋势,从技术上开始放松对航路、票价和运力等的限制,更多地开展市场化的竞争。

在保障航空安全的前提下,让更多的航空公司加入到国际航空市场的竞争之中,有利于提高航空业的服务质量,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毫无疑问也会造成优胜劣汰。

因此,各国为了保证本国的国内航空业,大多没有放开国内的运输权。

虽然在国际空市场上一开始可能处于不利地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不参与到国际航空市场的竞争中,也意味着本国航空业,会丧失不断进步的机会。

因此,航空自由化是大势所趋,虽然它并不等同于所谓的飞越自由。

《国际民航公约》给非定期航班的民用航空器更多的特权,在进入他国领空时不用事先通知。

这某种程度上的确体现了飞越自由,但在现实中,它并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遵循。

事实上,各国都是要求私人飞机提前报备、同样安检的,但是可能相对来说,要求宽松一些,这也就是戈恩能顺利逃出日本而没有出境记录的原因。

成龙的私人飞机这种非定期航班的飞行,最常见的就是私人包机。

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之下,定期航班停飞所导致的私人包机需求大量增加。

不过,面临很高的疫情风险时,私人包机公司也未必敢逆向而行。

赚钱当然好,但是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

作者简介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7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期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2007年获得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双博士学位。

2007年起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副教授。

2015年8月经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本科时期起就在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专著两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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